进入本世纪以来，随着科技创新和社会的日新月异，语言对国家发展和安全的影响更加广泛而深入，得到了语言学界和相关领域的高度关注。为了深入探讨语言对于国家发展和安全的重要作用，以及提升国家语言能力的方略与路径，在教育部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指导下，武汉大学、商务印书馆等单位学者乘撰写《语言与国家》和承担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新形势下国家语言文字发展战略研究”的机会，于2011年1月8日会聚商务印书馆，召开了首届“语言与国家学术研讨会”，随后又在武汉大学举办了第二届，取得了良好的成效，在相关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寒暑易节，倏忽十余载，人类社会和国际形势又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开启新征程，随之，国家和社会的语言需求也有许多新变化。语言文字事业如何因应新形势，谋求新发展，更好地服务国家战略、社会需求和大众生活，又有了许多亟待回答的崭新课题，语言学界有责任和义务为之建言献策。在此背景下，武汉大学中国语情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携手湖北文理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商务印书馆中国语言资源开发应用中心、《语言战略研究》编辑部，于2021年10月27至29日在湖北省襄阳市主办了第三届语言与国家学术研讨会。 教育部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田立新司长在开幕式上致辞并全程出席会议。她在致辞中满怀深情地回顾了前两届语言与国家学术研讨会的情景，列举了会议产生的影响和产出的《语言与国家》等成果；高度概括地总结了近十年来国家语委科研工作服务党和国家中心工作及社会发展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和取得的重大成就；充分肯定一大批专家学者以服务国家和社会为宗旨，通过接地气的学术研究，致力于满足国家、社会、家庭各个层面的语言文字需求，赞扬学界立足语言国情，聚焦国家发展，逐渐形成了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系列理论。田司长表示，本次研讨会大咖云集，是我们学术界难得的一次盛会，大家在新的形势下，共同探讨如何推进语言文字事业高质量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她指出，语言文字是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重要保障，是民族团结、国家统一的文化根基，是国家主权、国家安全的重要支撑。语言文字工作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基础性工作，党中央、国务院一直高度重视语言文字事业的发展。特别是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为新时代语言文字工作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今年，是事业发展的一个关键节点，更需要我们充分认识事业发展的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要紧紧围绕着国家整体事业的发展，来更好地谋划事业发展的方针、目标和我们的任务。她进一步指出，语言文字事业的高质量发展，仅仅靠政府行政部门是远远不够的，需要各方广泛参与，其中学界是非常重要的力量。非常期待本次会议能够形成重要的标志性成果，产生更加广泛的影响，为推动语言文字事业取得新的更大的发展做出新贡献。 湖北文理学院校长丁世学教授，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主任、国家“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专家委员会主任、中国文字学会会长黄德宽教授，商务印书馆余桂林副总编分别代表东道主、与会学者和合办方在开幕式上致辞。北京语言大学中国语言文字规范标准研究中心主任、国家语委原副主任、《语言战略研究》主编李宇明教授做会议总结报告。开幕式由湖北文理学院副校长刘伦钊教授、武汉大学中国语情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赵世举教授共同主持。来自全国高校、科研院所的20多位特邀著名专家和20多位特邀青年学者，以及其他200多位师生，在现场或线上出席了会议。
尽管新一波疫情迫使会议临时改为线下线上混合形式，但并未改变会议的初衷和所有安排。会议特意邀请“大语言学”领域及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出席——既有语言学领域的，也有计算机科学、语言产业等领域的；既有语言应用研究领域的，也有语言本体研究领域的；既有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学科的，也有民族语言文字、外国语言文字和特殊语言文字学科的；既有高等学校校院相关负责同志，也有国家级语言学术团体负责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教育部高等学校中文类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等——意在从不同视角全面审视语言问题。会议采取圆桌会议形式，旨在营造一个宽松、自由的交流氛围，围绕“语言与国家”这一重大主题，就各自感兴趣的问题各抒己见。因此，会议设定了主题，而不设具体议题；叫“发言”，而不叫“报告”；称“话题”，而不称“题目”，以方便大家畅所欲言。虽然因线下线上混合形式等因素的制约而未能充分展开讨论，但主题较为集中，所及话题十分广泛而重要。 语言文字与中华文化传承发展 黄德宽教授指出，语言文字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连接着古往今来，对人类历史文化的延续和传承发展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我国近代以来的古文字新发现和古文字的特殊价值表明，古文字是上古文明、历史文化的原始记录，是探索中华文化源流演进的直接材料，联系着中华文明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开展甲骨文等古文字研究，对于探索中华文明源流演变规律、阐释中华文化核心精神、提升当代文化自信和文明建设水平，推进世界文明比较互鉴等，具有极为深远而重大的意义。郑州大学文学院院长、汉字文明传承传播与教育研究中心主任李运富教授以“国家古文字工程和河南古文字研究”为题，以郑州大学古文字研究团队为例，介绍了河南丰富的古文字资源及相关研究，列举了河南发现我国最早的成系统的可解读的文字、出土的古文字种类和数量居全国之冠、出现过众多文字学家等资源优势及成就。清华大学中文系原系主任李守奎教授高度关注古文字人才培养问题，深入分析了古文字提升为强基计划专业之后所面临的问题，重点就“如何理顺古文字与中国语言文学等其他专业的关系”“国家需要多少古文字及古文字相关专业的人才”“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可以落实强基计划”“古文字专业在当代文化建设中的作用是什么”等值得相关方面深入思考的问题发表了看法，并提出建议。 华中师范大学语言研究所所长、语言与语言教育研究中心主任汪国胜教授则从方言保护的视角，论述了科学保护和传承语言生态多样性的路径和方法，建议提供语言政策保障、营造方言使用环境和氛围、发挥大众传媒引导作用、允许方言进校园。中南民族大学熊英副教授就“多样性语言文化与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话题发表了看法，她认为，中国是以汉语为国家通用语言的共同体，同时又是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格局。中华民族语言文化多样性与中华文化认同和谐统一，丰富多样的民族语言文化共存共发展，体现了中华文化自信。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江苏师范大学语言科学与艺术学院院长、原副校长杨亦鸣教授畅谈了“民族地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几个问题”，他基于实地调查的结果提出，加强少数民族地区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的作用，现阶段需要重点解决好少数民族连片地区青壮年劳动力的推普问题和学龄前儿童的学普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江苏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周庆生的话题是“构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共同体”，他从历时和共时两个层面论述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共同体”的内涵、外延及其历史演进，主张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共同体纳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类型之中，以丰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类型理论。 陕西师范大学副校长党怀兴教授追溯了国家通用语言称名的历史沿革，建议在国家认同理念下，以“中国国家通用语言、中国境内各民族共同语”为内涵的“国语”之名可与“普通话”并用，以在国家认同和语言共通之间产生互动效应，有利于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强化两岸语言文字认同，实现国家语言文字的有效统一。 语言文字治理与国家治理 李宇明教授从区域治理视角，畅谈了“区域语言与区域发展”话题。他从行政区域、跨行政区域、跨国区域三个向度阐释了“区域”的内涵，以西藏、跨省域经济协同发展为例论证了区域语言和区域社会发展的关系，从理论上提出了区域语言学的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等，并阐发了区域语言规划的社会价值，呼吁重视区域语言研究和规划。 赵世举教授的话题是“网络空间语言规划治理与国家竞争力”，他分析了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以及由此产生的国际竞争，根据网络空间“本质上是语言的空间”这一性质和网络不断拓展的功能，指出网络空间的语言规划和治理，对于提升国家竞争力至关重要。同时提出网络空间语言治理的主要着力点是：网络空间语言规划、语言技术创新、语言资源建设及开发利用、语言生活治理、网络传播力提升等。浙江科技学院原党委书记、温州大学特聘教授王建华以身边发生的真实事件为切入点，探讨了“网络空间社会治理”问题，重点分析了如何发挥语言在网络社会治理中的作用，并从语用学的三大要素——话语、主体和语境出发，提出了若干对策。武汉大学中国语情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事业发展研究室主任王宇波副教授借鉴“网络民族志”的方法，分析了网络“后亚文化”群体语言失范中的骂詈行为及其成因，建议从法规建设、多元共治、技术赋能和体系构建等方面加强治理。 一些学者就语言生活治理的具体问题开展了讨论：河北师范大学副校长郑振峰教授指出，辞书是语言文字规范中的重要一环，但其规范功能并未被很好地挖掘出来，应该深入研究辞书究竟应该在规范中承担什么样的功能、辞书的规范功能究竟如何实现等课题，以促进辞书更好地发挥语言文字规范作用。商务印书馆副总编、中国语言资源开发应用中心主任余桂林编审强调，辞书规划对国家语言文字事业发展具有重要价值。加强民族语文辞书规划，可助力民族地区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语言根基；加强国际中文学习辞书规划，可助力国外中文学习，铺好“一带一路”的语言之路；加强融媒辞书编纂规划，有利于利用新技术搭建语言学习交流平台，为新时代和谐语言生活构建服务。浙江师范大学国际文化与教育学院院长、孔子学院发展战略研究院院长王辉教授就国家语言治理能力的若干问题发表了看法，认为国家语言治理能力是国家治理国内外相关公共语言事务的能力的综合，是国家治理能力的有机组成部分和基础支撑，应该加强国家语言治理能力研究和建设，助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西南大学文学院副院长张春泉教授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修订稿为例，论述了法律法规的语言文字使用问题。武汉大学中国语情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张延成教授从地名治理的角度讨论了“文化润疆”之策，提出通过整治有违共同体意识的地名和相关标志打造中华文化认同的地名空间环境，推进地名文化多维信息库建设与应用，拓展地名文化与长期建疆的多维联系。武汉大学中国语情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欧阳晓芳博士具体分析了新媒体背景下行政公文及主流媒体报道中的隐性语言问题，认为所出现的用语偏差等问题，给社会治理带来了隐患，呼吁表达要精准。 商务印书馆原总编、中国辞书学会秘书长周洪波编审从语言与社会的共振视角，聚焦“中国特有词语系统”，以小见大，通过对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特有词语的系统考察和梳理，力图勾勒一个“汉语新词语四十年来变化潮流图”，用具体的词和词汇场来讲述当代中国的发展变化。他呼吁语言学者，尤其是年轻的语言学者，多做关乎田野，关乎国家战略的语言研究。华中师范大学语言研究所副所长匡鹏飞教授从详实的案例入手，分析了官方“萌”话语的多模态特征及其话语策略、兴起原因等。他认为多模态“萌”话语是官方为缓解官民权势级差做出的重要尝试，建议慎选内容，顺应自然情感，警惕亚文化的糟粕，并注意使用频率。 语言能力理论与国家语言能力建设 北京语言大学原校长、中国书法国际传播研究院院长崔希亮教授阐述了国家语言能力与国家软实力的关系，认为国家语言能力是国家软实力的体现，国家语言对外传播的能力和语言的国际竞争力也是国家语言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中文教育恰恰是提升国家语言对外传播能力和语言竞争能力的重要途径，需要创新发展国际中文教育，以助推国家语言能力和国家软实力的提升。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研究员、江苏师范大学特聘教授苏金智就“国家语言能力体系建设”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他认为国家语言能力研究是应用社会语言学的范畴，具有交叉学科性质；语言能力概念系统、国家语言能力概念系统及其分析工具、评价标准是国家语言能力理论体系的主要构成要素。浙江师范大学原党委副书记、国家语言政策与语言生态研究院院长张先亮教授则重点论述了公民个人语言能力的内涵和层级，及其与国家语言能力之间的关系。他认为，公民个人语言能力包括内在语言能力和外在语言能力两方面。其中，外在的语言能力包含基础的“听说读写译”能力和高层次价值层面的能力两个层级。在社会生态文明建设中，应同步实现语言的生态文明，这是国家的战略大事。 吉林大学文学院院长徐正考教授以“提升国家语言能力，助力国家安全发展”为话题，讨论了提升国家语言能力的路径和方法。他强调，要充分发掘现有的语言人才，加大复合型外语人才培养力度；努力促进学历教育与培训的协同发展，完善汉教体系依托平台，加强汉语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从国家层面加强网络空间语言治理，引导网民提升自身修养和语言文明。武汉大学中国语情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赫琳教授的话题是“再谈国家话语体系和话语能力建设”，她认为，国家话语能力建设有四个维度：强化议题设置、注重话语体系建构、调试话语表达、实现话语传播的突围。其中，话语体系建构的核心是思想体系的建构，基础是概念提炼，关键则是与受众的有效对接。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中国文字整理与规范研究中心主任王立军教授的话题是“汉字应用与国家语言文字能力建设”，从汉字字形的优化、繁体字字形标准、简繁对应等汉字应用角度论证了汉字的规范化使用是国家语言文字能力的一个重要指标，主张“国家语言能力”给“文字”一席之地。武汉大学中国语情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语情监测发布研究室主任李佳博士基于“语言是资源也是包袱”的观点，关注我国近年来社会语言文字能力下降的情况，呼吁在当前我国教育体制改革、语言学界对语言生活研究兴起、语言学学科不断拓展的背景下，不能忘记语言学的“初心”——推动社会大众学好语文、写好文章。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家语言能力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张天伟教授分享了他们构建的国家语言能力指数体系。该体系由语言管理能力、掌控能力、创造能力、开发能力和拓展能力五个方面的指标构成，据以对193个国家的国家语言能力进行排名，其中美国、中国、英国是第一集团。与美国相比，中国在开发能力和拓展能力方面后来居上。但还需在语言研究、语言教育、语言产业、学术话语等方面继续努力。 语言与国家安全 国家“学科创新与引智计划”语言认知科学学科创新引智基地主任、北京语言大学王建勤教授纵论“国家语言安全的内涵及其重大议题”，指出，语言问题安全化涉及安全行为主体、指涉对象、存在性潜在威胁、行为主体的主体间性等四个因素，具体阐述了四个因素的内涵及意义，呼吁加强相关研究，维护国家安全。首都师范大学语言治理研究中心主任王春辉教授以“语言数据安全”为话题，提出国际国内环境日趋复杂，未来的语言文字治理应瞄准国家战略和国家安全，在重点领域重点突破。要进一步强化顶层设计，建立并完善全覆盖全领域的语言文字服务体系。 语言规划语文教育与国家意志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原副所长、北京师范大学黄行教授论述了分类指导的民族语言工作规划，认为民族语文工作采用分类指导原则，即分类做好传统通用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和其他民族语言文字的分类规划，说明政府的民族语文工作所采取的“实事求是、分类指导”的原则和经验，对于当前及今后相当一个时期的民族语文工作仍然是适用的。厦门大学国家语言资源监测研究教育教材中心主任、嘉庚学院文学与传播学院院长苏新春教授以“基础语文教材对国家意志的追求与呈现方式”为题，从基础教育语文教材分析入手，阐释了如何将国家意志完美融入语文教材，论述了语文教材话语体系的形式、内容、特点、意义以及基于国家意志的话语体系理论建构的现实迫切性。此外，武汉大学李丹丽副教授关注高校外语教育中的超语实践，认为超语实践在双语和多语课堂中具有知识建构和文化意识发展的重要作用，能够为语言使用者建构和表征自我身份，创设社会空间。湖北文理学院讲师王荔博士结合芬兰各个历史阶段的语言变化，分析了芬兰国家语言政策发展的特点，及其对我国语言政策与规划的启示。 语言学科发展与科技创新 广州大学党委书记、国家语言服务与粤港澳大湾区语言研究中心主任屈哨兵教授提出了新文科背景下大语言学科建设需要注意的三个问题，以新文科建设为逻辑背景，阐释了大语言学科的内涵，从中国特色大语言学科的建设价值导向、中国风格大语言学科的人才培养导向、中国气派大语言学科的体系发展融合导向三个方面论述了语言学科建设的时代使命。 清华大学计算机系党委书记、人工智能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孙茂松教授深入分析了“语言信息处理面临的新挑战”，呼吁语言学界在当前语言模型作为国际人工智能领域前沿主战场的背景下，积极主动地为智源指数框架提供数据集，构建智源指数作为更权威衡量模型的中文语言能力测评基准，并提议建立信息处理技术融合支持的涵盖小中大学的较为完整的语文教学体系。 语言经济与语言产业 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语言产业研究院执行院长李艳教授基于新经济背景下消费与供给的基本态势，提出了“‘十四五’时期语言产业研究服务国家战略的任务与使命”这一话题，认为语言产业持续发展的动力主要取决于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这两大因素。语言产业发展需要考虑产业、要素和制度这三个层面的供给，利用好新技术，发挥好人力资本的培养和积累作用。广州大学王海兰副教授论述了数字时代语言的新经济属性，认为有六个方面的表现：语言能力“触角”延展、语言职业种类更丰富、语言产业业态更多元、语言对经济的作用路径和方式拓展、语言对经济的影响向纵深发展、语言对生产关系的调节功能被激活。 特殊语言规划与社会建设 北京师范大学郑璇教授现身说法，从自己作为听障人士的角度出发，结合自己的手语教学和相关工作实践，对第二期《国家手语和盲文规范化行动计划》作出解读与展望。她指出，第二期计划立足于“十四五”大背景，相比第一期要求更高，在推广目标上强调加快信息化进程，推广思路上强调调动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参与，推广举措上强调与教育的对接，要服务于特殊教育实践。上海大学文学院副院长、中国手语及聋人研究中心主任倪兰副教授关注“特殊人群的语言规划与语言服务”问题，重点论述了手语和盲文的地位规划、特殊人群的语言教育规划和特殊人群语言服务的内涵与外延等。常州大学方寅副教授提出了“应急语言服务体系建设的四大要务”，指出语言应急是一种“以言应急”的言语行为和语言服务，并就建设应急语言服务体系的必要性和当务之急发表了看法。 中文国际传播与国际话语权 北京外国语大学许国璋语言高等研究院院长文秋芳教授聚焦学术国际话语权中的语言权问题。她认为，学术权力与语言权力重叠，导致语言权力被“遮蔽”。国家经济、军事、科技等硬实力是影响学术国际话语权的宏观因素，学术语言政策和学者对语言权的意识则是中观因素。当前我国已具备提升中文国际影响力的宏观基础，中国学者和语言政策制定者必须首先觉醒，行动起来，为中文在国际学术领域争得应有地位。 暨南大学海外华语研究中心主任、《语言战略研究》执行主编郭熙教授讨论了海外华语传承与国际中文传播的关系。他从“传承与传播的关系、海外华语传承的优势、海外华语学习者的在地化和低龄化的特点及语言人力资源”四方面，论述了海外华语传承在国际中文传播中的优势和作用，强调应当重视海外华语传承，并从国家语言传播和规划角度做好帮扶海外华语教育传承的顶层设计。深圳大学国际交流学院副院长杨爱姣教授分享了新冠疫情流行期间深圳大学留学生教育所采取的建立应急沟通机制、启动线上教学、提供网上免费课程及学习资源、调整各种教学策略等举措。厦门大学讲师田禹博士分析了国际中文网络教学模式面临的种种挑战，并从中文知识库和中国文化知识库的建设、中文网络社区的设立、全球中文教育研究机构的创建等角度提出了对策建议。 会议闭幕式由湖北文理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院长刘群教授和赵世举教授共同主持。教育部语信司田立新司长、湖北文理学院校长丁世学教授等出席，线上线下专家学者齐聚。李宇明教授做大会总结，他高屋建瓴，聚焦“语言与国家”这一主题，从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数字化时代发展三个层面，纵论社会发展的重大语言需求和语言学者的使命与任务，提出了30个具有前瞻性和启发性的重要研究课题，并逐一做了阐释。他再次强调，学者应该担当学术责任和社会责任这双重责任，语言学者要关注当今社会语言生活，了解语言国情，深入研究国家和人类发展中遇到的各种语言问题，为国家语言政策与规划的制定建言献策，为国家相关决策提供语言学智慧。（刘群 马婷婷 王荔 马碧）
转自中国语情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 原文链接：http://ling.whu.edu.cn/news/001/2021-11-19/9560.html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