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学先须治史，是中国优良的学术传统之一。黄宗羲说：“学者最要紧乃通知史事。”鲁迅说：“无论是学文学的，学科学的，他应该先看一部关于历史的简明而可靠的书。”

首先，要读一部通史著作，例如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我们在中小学阶段，学习过简单的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的知识，但那是远远不够的。系统了解中国历史，需要阅读通史著作。古代的通史著作，当然也可以考虑，例如司马光《资治通鉴》。但《资治通鉴》仅记载了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至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公元959年），共计1362年间的史事，比较而言，还是今人的通史著作更全面。

其次，阅读史籍元典是更重要的事情。越是源头性质的史籍，其重要性就越大，例如《尚书》《春秋》《左传》《国语》《战国策》等。鉴于先秦史书的主要内容，已被司马迁的《史记》作为史料所采纳，可以用阅读《史记》来代替。二十四史中，前四史更加重要；前四史中，《史记》《汉书》尤其重要。我们如果不从事历史学研究，阅读二十四史有一定难度，但通读《史记》《汉书》还是可以做到的。《史记》《汉书》本身既是历史书，又是语言优美流畅、叙事简练有法、写人生动传神的文学作品。其文字本身，被后世古文家作为古文的典范而学习。其所记载的人物事迹，不仅成为后世戏曲小说的题材渊薮，还深刻影响了中华民族民族心理和民族性格的形成。其在写人叙事的过程中，还著录了大量的诗文辞赋书奏诏论等文献，屈原的《怀沙》、李斯的《谏逐客书》、贾谊的《过秦论》、司马相如的《子虚赋》等名篇，最早是因著录在《史记》《汉书》中而流传于世的；就此而言，《史记》《汉书》还具有文学选集的性质。

最后，要着重读志书。一般的文学史或历史书，常常讲“《史记》《汉书》是纪传体史书的典范”。但其实这不够全面。《史记》有“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种体裁，《汉书》有“纪”“表”“志”“传”四种体裁。《史记》有“八书”，即《礼书》《乐书》《律书》《历书》《天官书》《封禅书》《河渠书》《平准书》；《汉书》有“十志”，即《律历志》《礼乐志》《刑法志》《食货志》《郊祀志》《天文志》《五行志》《地理志》《沟洫志》《艺文志》。从某种意义上说，志书比纪传更加重要，因为志书是某一方面史事史议和专门知识的总汇。为什么说志书更重要呢？举例来说，汉乐府是汉代文学的重要创获，而《安世房中歌十七章》《郊祀歌十九章》这两大类乐歌就著录在《汉书·礼乐志》中。再如，我国最早的目录书是西汉刘向的《别录》和其子刘歆的《七略》，但二书早已亡佚，在《七略》基础上撮录而成的《汉书·艺文志》因之成为我国现存最早的目录书，如果我们要了解先秦秦汉的某种典籍的源流，首先就要查阅《汉书·艺文志》。即使是一些单篇作品，也需要用到这些志书，例如屈原《离骚》“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和贾谊《鵩鸟赋》“单阏之岁兮，四月孟夏，庚子日斜兮，鵩集予舍”，都涉及到上古的太岁纪年法，如果我们要想弄清这些诗句的确切含义，就需要阅读《史记·历书》《汉书·律历志》所记载的天文历法知识。志书这一体裁，后世从正史中独立出来，发展成诸如《通典》这样的政书以及《唐会要》《宋会要》这样的会要体史书。

（作者：李骜，文学博士，湖北文理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副教授，乐府学会理事）

(转自学校网站校园新闻栏目)